教育部2月26日新聞發布會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各級各類學歷教育在校生2.76億人，比上年增加了535.97萬人。這將是未來幾年我國勞動力供給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但總體增長的同時，一些教育事業數據也顯示了我國的人口結構變化特征，比如2018年全國幼兒園入園人數同比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年輕父母的生育意愿較低。

    2018年全國高中招生人數則連續第8年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職教育畢業生人數連年減少。近期各地紛紛出臺中職畢業生落戶放松政策，讓人們驚呼處于學歷教育末端的中職生竟如此“搶手”。教育事業統計數據則顯示，每年中職畢業生人數已跌入400萬量級，作為重要的勞動力蓄水池，中職生“奇貨可居”的日子或將不遠。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劉昌亞在新聞發布會上回復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不同學齡段學生入學人數總體上每年都有變化，幼兒園和高中入學人口減少與人口結構變化有關，目前我國總體上處于入學人口下降期。

    幼兒園入學落入谷底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教育部從2015年開始公布幼兒園入園人數，近4年呈現波峰波谷交替出現趨勢。

    2015年入園人數2008.85萬人，是截至目前的最高值，同比增長21.07萬人。2016年入園人數就同比減少了86.76萬人。

    2017年，首批“單獨二孩”兒童到了入園年齡，全國入園人數再次增長，同比增加15.87萬人。但2018年，全國共有入園兒童1863.91萬人，同比減少74.04萬人，下降3.82%。

    今年秋季，首批“全面二孩”兒童就將入園，記者走訪多家幼兒園發現，普遍持入園兒童將增加的預期。

    “2018年幼兒園入園人數變化體現了人口結構變化，隨著‘全面二孩’政策帶來人口增長，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入學人數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劉昌亞在新聞發布會上回復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今年還發布了普惠性幼兒園數據。2018年，普惠性幼兒園18.29萬所，普惠性幼兒園占全國幼兒園的比重為68.57%。普惠性幼兒園在園幼兒3402.23萬人，占全國在園幼兒的比重為73.07%。均呈增長態勢。

    采取多種措施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供給，是教育部2019年工作要點之一。只有切實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才能助推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愿。

    按照規定，小區配套幼兒園要全部建成公辦園或民辦普惠性幼兒園。目前，多部門正在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行動。

    教育部副部長鄭富芝在2月25日舉行的教育部等五部門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座談會上表示，國家關于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建設和管理的政策規定是明確的，但一些地方落實不到位，這次治理是對已有政策的回歸和落實。

    小學“爆棚”大班額待解

    同幼兒園入學情況截然相反，小學招生“小陽春”在2018年迎來高潮，全國招生同比增加100.75萬人，創下近10年來最大增幅。

    小學生人數“小陽春”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就處在一輪生育高峰之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上世紀90年代就曾出現一波小學入學高峰，出現了連續6年的在校生人數增長，他們正好是這輪“小陽春”學生的家長。

    但從2007年開始，“學齡人口的逐年減少”出現在年度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小學、初中校數、學生數全部減少，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10年。

    從2015年起，全國小學招生人數持續增長，迎來“小陽春”。但全國小學、初中的學校數量在持續減少，2018年，全國共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21.38萬所，比上年下降2.33%。

    這給教育資源和格局帶來緊張，尤其是大班額現象仍然突出。2018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大班額仍有26.5萬個，超大班額1.87萬個。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向記者表示，小學的適度班額為45人，學校的規模為6個年級各5個班，也就是每所小學的在校生人數約1350人。超過這個規模，教育的效果、教師對學生的關注程度、學校管理的有效性都會變差。

   “消除大班額是保障學生安全、促進身心健康、提高教育質量的必然要求。”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俞偉躍在2月26日的發布會上表示。

    他介紹，將在2019年建立消除大班額預警機制，督促中小學校起始年級嚴格按照國家規定標準班額招生，堅決防止產生新的大班額。

    勞動力蓄水池“縮水”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全國高中招生人數連續8年呈下降趨勢，從2011年的1664.65萬人下降至2018年的1352.12萬人。

    “高中招生人數變化既與人口波動有一定關系，也與升學率有一定關系。”劉昌亞在新聞發布會上回復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勞動力重要蓄水池的中職教育，提供的勞動力供給也在逐年減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2013年起，全國中職畢業生人數連續下降，每兩年跌破一個百萬量級，2017年畢業生人數只有496.88萬人。

    2月26日的新聞發布會并未發布2018年中職畢業生人數，但這一年中職在校生人數同比下降，只有1551.84萬人。

    隨著未來勞動力紅利的逐漸消退，教育政策隨之作出調整。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推進中等職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協調發展。國務院近日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也提到，保持高中階段教育職普比大體相當，使絕大多數城鄉新增勞動力接受高中階段教育。

    數據顯示，2018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的比例為41.37%。教育部2019年將組織開展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專項督查。

    “家長和學生更希望上普通高中，這是出于長期對中國教育格局的認識，也就是他們更想上大學。這也與我國的辦學體制和辦學質量相關。政府主導的辦學體制導致有的職業學校缺乏活力，與產業聯系不緊密，影響學生的就業質量。”儲朝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生育意愿分析

    相關機構調研所得出的結果與統計局的數據基本相符。已生或有意愿生二孩的大多集中在75后至85前的年齡段。而這種生育需求被壓抑所導致的“報復性生育行為”，料將在隨后的兩三年內逐漸消失。

    “70后不能生，80后不敢生，90后不結婚”成了老百姓對生育狀況的調侃，但這卻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為1.62，不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45，甚至還低于高收入經濟體的1.67，在亞洲國家中，僅高于韓國。2017年，不僅生育率降低，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也從2016年的65.6％下降到64.9％，人口紅利不斷減少。

    生育基金vs國家補貼

    在生育這個問題上，專家們過度操勞，心已經稀碎。近日，有媒體發表《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此文章一出，立即引發輿論強烈反彈。其中專家建議，設立生育基金制度，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引起一片嘩然。如此強制性的措施，除了讓人心存反感、抵觸情緒大增之外，對生育率的提高沒有任何幫助。

    從世界世界各國以往的經驗表明，人口素質提升到一定層次后，生育率必然下降，可以說這是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但提升生育率則是難上加難。

    盡管國內各地政府相繼出臺了鼓勵政策，包括發放生育津貼、延長產假、生育補貼、送奶粉等，但依然停留在“小恩小惠”階段，無法從根本上扭轉生育難的問題。

    有些學者認為世界各國的經驗證明，只有財政補貼才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就指出，每個國家用于補貼有孩子家庭的財政補貼占GDP的比例，和這個國家的生育率成正相關。“世界其他國家都給了GDP的1％~5％，獎勵生育真正比較成功的北歐國家，給了GDP的5％。所以中國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5％來獎勵生育，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一個相對比較好的水平。”

    以中國現有的GDP水平80萬億元計算，5%就是4萬億，與當年赫赫有名的托市資金相同，可謂數量龐大，但分攤到中國兩億多孩子身上，每年也就1萬多元。

    另外，個稅優惠也被認為是提高生育意愿的有效政策之一。如果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按照家庭征收或者給以一定的退稅優惠，也對生育意愿的提升有一定幫助。當然，該政策與其它普惠性質的福利（例如，減免幼兒園學費、提供奶粉券、帶薪休假一年等）一起使用，效果更佳。
不管怎樣，站在國家層面，人口層次分布向老齡化偏移確實是一項很嚴重的問題；為了解決該問題，應該有完整的規劃體系。就像房產稅的設立都需要“立法先行”，鼓勵生育這類關系全國民生的問題，更需要有一套從上到下的長久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