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公共服務優勢的城市將吸引到大批戶籍人口,促進常住人口增加;但是沒有公共服務優勢的三四線城市,人口可能會加快流失,即便是東部省份也是如此。
春節之后,一些大中城市的落戶政策又放寬了。
蘭州市近期公布《蘭州市中長期職業技能培訓實施意見》指出,全面放開對技術工人、職業院校畢業生等戶籍限制。
湖北省襄陽市近日發布的《關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指出,高校、職業院校(含技校)畢業生憑畢業證可在居住地或工作地落戶。
南昌市也傳出了“國內大中專院校(含高職高專)畢業生憑畢業證辦理落戶”的消息。此前,西安、廣州、沈陽、大連等地也傳來了落戶放松的消息。中專生、技校生都在歡迎落戶行列。
中南民族大學教授李彥軍認為,政策帶來的人口流動,可能使得一些城市人口增加,有的地區人口收縮。“比如農村、部分二三線城市可能會有人口‘空心’問題。”他說。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2018年至今,杭州、廣州、深圳、武漢、鄭州等地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均增加很多,但是東北、西部的部分二線城市,以及部分三四線城市常住人口增長慢甚至處于負增長狀態。
部分城市放開中專技校生落戶
春節后,西安、常州、廣州等地公布了一批落戶寬松政策。
比如2月12日,西安市《關于進一步放寬我市部分戶籍準入條件的通知》提出,具有本科(含)以上學歷的,不受年齡限制;具有本科(不含)以下學歷的,年齡在45周歲(含)以下,都可以遷戶口進入西安。
近期出臺的《蘭州市中長期職業技能培訓實施意見》指出,全面放開對技術工人、職業院校畢業生等戶籍限制,沒有購、租住房的,可選擇在用人單位集體戶口或單位所在地街道、派出所集體戶落戶。
二線城市對中專、技校生放開戶籍的時代似乎已經來了。
南昌市2018年實施的《放開非戶籍人口在南昌市落戶推行五條措施》就提出,國內大中專院校(含高職高專)畢業生,憑畢業證辦理落戶。在南昌市大中專、職業技工院校就讀學生,憑新生入學通知書或在校學習證明辦理落戶;全國其他院校就讀學生需將戶口遷入南昌市的,可按在南昌市就讀學生同等條件辦理。
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所楊傳開指出,從人才的角度考慮,一些中西部省份人口本身是流出的,所以作為省會或者大城市,就需要考慮集聚人口。
加上有些城市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而城市發展需要活力,“所以這時候很多城市就想辦法吸引外面的人口,來補充勞動力資源。”他說。
但有的城市對投靠子女的老人落戶也持歡迎態度。
大連市近期發布的《大連市戶籍管理若干規定》指出,在新區城鎮有合法穩定住所或取得全日制中等職業學校(含技工院校)及以上學歷或在本市就讀并已取得初級工以上國家職業資格證書,距法定退休年齡15年以上的人員,可在新區城鎮落戶。
在投靠人員落戶方面,《大連市戶籍管理若干規定》指出:投靠人單老人65周歲以上、雙老人130周歲以上,已辦理《大連市居住證》2年以上,其子女在主城區落戶8年以上或在新市區落戶5年以上或在新區落戶3年以上,并有合法穩定住所;投靠人80周歲以上,其子女在本市有合法穩定住所。投靠人員都可在被投靠人戶籍所在地辦理落戶。
人口流向將冰火兩重天
鑒于各地正加快吸引人才流入,甚至對符合條件的中專生、技校生、老人也放開戶籍,接下來城市人口可能會出現較大變動。
具有公共服務優勢的城市將吸引到大批戶籍人口,促進常住人口增加;但是缺乏公共服務優勢的三四線城市,人口可能會加快流失,即便是東部省份也是如此。
以浙江省為例,近期公布的人口抽樣調查報告顯示,2018年杭州、寧波常住人口凈流入27.83萬、15.81萬;嘉興與上海相連,凈流入了4.28萬;湖州與上海距離較近,凈流入2.18萬;紹興與杭州相連,凈流入1.24萬。其他距離上海、杭州、寧波較遠的城市,常住人口流入少,比如溫州凈流出了2.5萬,臺州凈流出了1.45萬,麗水凈流出了1000人。
再以山西為例,2018年末太原常住人口增加了4.17萬,運城常住人口增加2.36萬,而陽泉、朔州、忻州、呂梁常住人口增長不到1萬人,去掉自然增長因素(出生人口減去死亡人口),除了太原外的其他地級城市,常住人口應該屬于增長緩慢或者負增長狀態。
一般來講,城市級別越高,公共服務水平越高,吸引人口進入的虹吸效應越大。比如一些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因為聚集了比較好的教育、文化、科技、金融等資源,對人口吸引力都大。
這可能會導致人口從低級別城市,不斷向更高級別城市涌入。比如農村人口會向鄉鎮集中,鄉鎮人口向市縣集中,而市縣人口向省會城市集中,省會城市人口向副省級城市、計劃單列市以及直轄市集中。很多省可能會出現一個省會城市虹吸全省常住人口凈流入的情況。這在陜西、山西、青海等地均表現明顯。
對此,中南民族大學教授李彥軍認為,未來各地城市選人落戶會有差別,比如一線城市會政策趨嚴,一些二線城市將可以吸引到大量人口,但是更邊遠的、缺乏發展機會的城市人口可能流失嚴重,這會影響產業的發展,需要避免空心化問題。
北京市人口學學會常務理事尹志剛指出,一些超大城市與三四線城市的區別其實部分在于社保、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如果三四線城市這些服務搞好了,人口也不一定都要向更大的城市走。
下一部改革的方向,應該是社保隨人走,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同時也要注意,光靠人才政策吸引人才是不夠的,還是要更多給居民提供發展的機會。“各地還是要靠自己的產業結構來吸引人才,提供均等化的社會保障,讓人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提高收入。”他說。
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所楊傳開指出,各地制定政策吸引落戶不能夠太盲目,要做好預案。“天津出臺了落戶政策,后來又提出來附加各種限制條件,就是因為前面的政策沒有考慮充分,沒想到一下子會有這么多人來落戶。”他說。
“同時各地吸引人口要考慮產業結構,像家政行業的從業者也是緊缺的。同時,關鍵是要讓人才留下來。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生活條件等其他層面做好保障。”他說。
中國人口遷徙及房價預測分析
大時代的背景下,是這些人造就了北上廣的繁華,也是這些人,讓樓市演繹出了長達十多年的瘋狂。
城鎮化率上升至60%,兩億農民進城,千億房企不斷涌現,巨量的人口流動,使各線城市的房地產蓬勃發展。
然而,隨著體量達到巔峰,這場人口大遷徙的放緩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流動人口的規模,也在呈逐年下降之勢,堅挺多年的房價,也到了真正該跌的時候。
近日,中泰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梁中華發布研報,從兩個方面為我們揭示了關于人口的秘密。
2019年春運客運量運送人次同比增速圖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整理
首先來看春運方面,今年前20天,全國累計發送旅客增長僅0.79%,放緩速度明顯,從結構上來看,公路客運持續維持負增速,鐵路、民航的增速也從2016年開始逐步降低。
我國流動人口總人數(億人)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整理
再來看流動人口方面,如上圖所示,自2000年到2014年規模呈現急速增長,從1.2億人暴增至近2.6億人,然而,從2015年左右創出巔峰開始,流動人口規模已經連續下跌3年。
問題在于,這兩大特征,能說明什么問題呢?為什么說意味著房價到了該下跌的時刻?
第一,春運體量的降低,意味著農村涌入城市的增量人口開始下滑,而這部分需求,正是一二線城市賴以生存的基礎。
以2017年各城市凈流入人口為例,除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之外,增量最高的成都、石家莊、杭州、蘇州,恰恰是近兩年房價漲幅最大的區域。
第二,流動人口規模連續3年降低,已經說明了這部分人口進入下降通道。
數據顯示,2019年珠三角節后用工缺口達數十萬量級,表面上看依然很強勁,但對比2016、2017年動輒百萬級別的用工缺口,已經出現了下降。
說到這里,邏輯也就很清晰了,大部分的農民工、小白領在老家都不缺房,沒有買房的欲望,隨著外出規模的下降,同時又喪失了在大城市買房的動力,當他們的置業需求化為泡影,過去多年以來的房價漲勢,還會持續嗎?
答案很明顯:當然不會。
事實上,從2018下半年開始,除一二線城市的核心區之外,大部分的衛星城市、環一線樓市、熱炒的三四線樓市,都已經出現了陰跌趨勢。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指出,從北京國信達數據公司、中國房地產估價師與房地產經紀學會、清華大學恒隆房地產研究所共同發布的數據來看,全國376個城市二手房掛牌價格在過去4個月跌了3%。
跌3%就叫跌嗎?當然算,對于高杠桿的炒房客和房企來說,房價不漲就意味著虧損,想回籠資金,只有降價才能實現,最終就會陷入“越降價越賣不出去”的惡性循環。
結合上文的人口遷徙數據來看,這只是開始罷了,也許這個過程會很漫長,甚至以數年、十數年的跨度來完成,但趨勢已經來臨,卻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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