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也面臨“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三座大山。2018年11月1日，民營企業座談會召開，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此后，各省份民營經濟促進政策紛紛出臺。

    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截至1月8日，已有22省份推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政策，從減稅降費、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增強民營企業競爭實力、維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優化營商環境和保障政策落實等角度給予民營企業支持。

    為降低民營企業成本，浙江提出三年累計為企業降本減負要達到5000億元。江西力爭2018年全省企業成本降低1200億元以上、三年累計降低2800億元以上。多省份合計派發萬億元降本減負紅包。

    為搬走民營企業“融資高山”，福建、重慶、內蒙古、安徽、山東等多省份僅設立的紓困基金合計就超千億元。北京、上海提出百億元擔保基金；浙江、安徽、重慶將各自新增千億元貸款。

    科創板的具體落實也被納入到去年11月份以來出臺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舉措中。山東、山西、安徽等至少8省份在民營經濟政策中提出做好登陸科創板的培訓服務工作或對科創板掛牌上市企業予以獎補。

    人才爭奪繼續推進，多省份瞄準高層次人才打組合拳，包括為人才提供落戶、住房、就醫、子女入學、配偶就業、職稱評聘、資金支持等方面的優惠政策。

    為推動各項政策落地落細落實，山東、浙江要求干部領導下基層；山東、吉林、廣西都要求一位領導聯系多家企業、商會或項目等；內蒙古、廣東的企業首席服務官著眼于“一對一”跟蹤協調。山東、遼寧、河北要求制定政商交往“負面清單”，廣東省廣州市已出臺“負面清單”細則。遼寧、河北等至少9省份要求將民營經濟發展情況納入政府干部考核。

    合計派發萬億元降本減負紅包

    2018年11月12日，財政部黨組書記、部長劉昆在《學習時報》發表題為《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財政制度體系》的文章。其中提到，2018年年初既定的各項減稅降費政策已出臺實施，加上年中出臺的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措施，預計2018年全年減負1.3萬億元以上。

    為降低民營企業成本，各省份出臺的民營經濟政策主要從稅收優惠角度為民營企業減稅降費，從生產資料價格調整角度為民營企業降低生產成本，從金融機構加大融資力度上為民營企業降低融資成本，從簡政放權角度為民營企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江蘇28條措施全部聚焦降本減負，預計可為實體經濟企業降本減負600億元左右。其中，預計減輕企業稅費負擔307億元左右，降低用電成本118億元左右，降低用地成本和創新成本各約10億元，降低用工成本約90億元，降低物流成本約14.6億元，降低融資成本約50億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約5億元。

    江西22條措施同樣全方位聚焦降本減負，力爭2018年全省企業成本降低1200億元以上、三年累計降低2800億元以上。浙江提出三年累計為企業降本減負要達到5000億元。山西要求實現2019年全年為民營企業減稅275億元以上。

    此前，廣東在2018年9月公布的《廣東省降低制造業企業成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修訂）》中提到，預計2018-2020年可累計為企業直接降成本超2000億元。河北在2018年8月公布的《河北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五年行動計劃（2018-2022年）》中提出，要大力開展稅費清理改革，減輕市場主體負擔，力爭2018至2022年，每年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300億元，5年降低1500億元左右，切實讓企業輕裝上陣。

    累計設立千億元紓困基金、近萬億元新增貸款

    為搬走民營企業三座大山中的“融資高山”，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福建、重慶、內蒙古、安徽、山東等多省份“真金白銀”助力民企，僅設立的紓困基金合計就超千億元。此外，北京、上海提出百億元擔保基金；浙江、安徽、重慶將各自新增千億元貸款。

    在紓困基金和發展基金方面，多省份基金數額主要為百億元級別。福建要求省級分期設立和發行總規模150億元紓困基金。重慶要求市級建立首期規模不低于100億元的民營企業紓困基金。安徽要求設立規模100億元以上紓困基金。天津提出分期設立總規模為100億元的民營企業紓困基金。內蒙古提出設立100億元企業紓困發展基金。上海和湖北要求建立100億元上市公司紓困基金。山東、山西和寧夏分別提出設立100億元、50億元和30億元民營企業紓困基金。陜西要求聯合省內國資平臺、券商、金融機構等共同發起設立50億元民營企業紓困基金。

    除已出臺的民營經濟政策提到紓困基金，北京市市長陳吉寧在2018年11月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北京市、區和社會資金基金也會共建總規模超過350億元的紓困“資金池”，支持上市企業開展股權融資。

    同時，浙江提出設立三年合計400億元以上的省級支持民營企業資金。吉林提出設立100億元產業轉型發展基金。內蒙古要求設立100億元企業流動性風險防控基金。天津要求設立100億元民營企業發展專項基金。

    在擔保基金方面，上海要求逐步擴大中小微企業政策性融資擔保基金規模至100億元。北京提出擴大市級融資擔保基金到100億元。湖北要求設立100億元擔保再擔保資金。天津提出設立50億元融資擔保發展基金。

    此外，浙江、安徽、重慶都要求新增千億元貸款。浙江提出三年全省要新增5000億元用于小微企業貸款。安徽明確到2020年，全省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增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估算約增加貸款2000億元；力爭到2020年，全省新型政銀擔業務新增額達到1000億元。重慶提出力爭3年新增小微企業貸款1000億元。

    北京還要求設立70億元再貼現額度專項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繼續用好300億元常備借貸便利額度。上海要求設立100億元信用貸款和擔保貸款。河北將專項安排50億元再貼現額度，全部用于支持民營企業票據和票面金額500萬元及以下的小微企業票據。天津要求安排不少于100億元的再貸款和再貼現資金，專項用于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增加對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信貸投放；不少于100億元的常備借貸便利資金，對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的法人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

    推進民企登陸科創板，支持直接融資并獎補

    上交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在去年11月份召開進博會后成為熱門話題之一，對這一政策的具體落實也被納入到11月份以來出臺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舉措中。據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不完全統計，山東、山西、安徽等至少8省份在民營經濟政策中提出做好登陸科創板的培訓服務工作或對科創板掛牌上市企業予以獎補。

    山東、湖南要求做好中小科技企業登陸上海科創板的培訓服務等工作；吉林、天津要求推動企業在科創板上市；山西對在科創板上市的企業，由省級財政給予200萬元的獎勵，內蒙古對科創板掛牌企業給予20萬元后補助支持；安徽、遼寧也提到對科創板掛牌企業給予資金獎勵。

    除此之外，四川、山西、河北、福建等省份支持直接融資，推進民營企業掛牌上市并給予獎補。例如，四川對在境內外主要資本市場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上市融資的企業給予100萬元補助；對新三板掛牌和在天府(四川)聯合股權交易中心掛牌且完成規范化公司制改制的規模以上企業都給予50萬元補助。

    山西對滬深兩地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企業給予200萬元的獎勵；對全國股轉系統掛牌企業獎勵100萬元；對在山西股權交易中心掛牌、進行股份制改造并融資成功的企業獎勵20萬元。

    河北對滬深交易所和境外主板以及中小板、創業板首發上市企業給予獎勵300萬元；對新三板掛牌企業一次性獎勵50萬元，并按掛牌一年內首次融資額1‰進行最高不超過150萬元的獎勵。

    福建對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和海峽股權交易中心新掛牌交易的小微企業，省級財政給予不超過30萬元補助。重慶將推動更多民營企業到境內外交易所上市融資，對重點擬上市企業改制給予不超過600萬元的稅收獎補、對成功上市的給予200萬元獎勵。

    人才爭奪繼續推進，瞄準高層次人才打組合拳

    繼2018年上半年各地發起“搶人大戰”后，2018年11月份各省份出臺的民營經濟政策再度將人才引進作為支持民營企業和城市經濟發展的策略。

    人才需求包括高級技術職稱或博士、博士后，“兩院”院士，重點技術領域和行業高層次領軍人才等。其中，河北把諾貝爾獎、菲爾茲獎、圖靈獎等世界知名獎項獲得者，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和發達國家院士納入人才引進計劃。

    為促進創新轉型，降低創新成本，各省份在人才招攬上放大招。一些省份的組合手段包括為人才提供落戶、住房、就醫、子女入學、配偶就業、職稱評聘、資金支持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在企業角度，一些省份的民營經濟政策還給出稅收優惠或獎補。

    就人才個人而言，在資金支持上，河北規定，對全職到河北民營企業工作的諾貝爾獎、菲爾茲獎、圖靈獎等世界知名獎項獲得者，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和發達國家院士，給予每人1000萬元科研經費補貼和200萬元安家費補助；對全職到河北民營企業工作的高層次領軍人才給予每人200萬-1000萬元科研經費補貼和100萬元安家費補助；對創新長期項目、創業項目特聘專家給予每人100萬元資助。

    在子女入學上，廣東明確，外地戶籍的高層次人才子女申請就讀小學或初中的，按照“免試就近入學”原則，由各地統籌協調在其居住地相對就近的公辦學校就讀。

    山西、遼寧民營企業引進的各層次人才享受與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引進人才同等政策；福建在人才引進、評定及人才公寓申請、科研支持等方面享受與國有、外資企業同等政策待遇。寧夏將全面落實人才引進的住房、就醫、就學、落戶等政策。湖南將分層分類為人才提供居留落戶、租購住房、社保醫保、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孵化、資金支持、職稱評聘等高效便捷服務。

    對于某些省份的企業而言，引進人才也意味著將享受稅收優惠或資金獎補。例如，江蘇提出，企業引進具有高級技術職稱或博士、博士后等高層次人才支付的一次性住房補貼、安家費及科研啟動經費，可按規定在稅前扣除。安徽對企業引進科技人才年薪達50-150萬元，符合規定的，市、縣（市、區）每年可按其年薪不低于10%的比例獎勵用人單位，省財政承擔獎勵資金的30%。

    政企聯系納入干部考核，政商交往遵循負面清單

    為加強政策協調性，推動各項政策落地落細落實，一些省份給出包括干部下基層、一對一跟蹤協調、黨政機關干部掛職民企、開發區設“服務企業辦公室”等政商聯系方式，部分省份還提出建立政商交往負面清單，廣東省廣州市已出臺“負面清單”細則。

    干部下基層多從政策宣傳入手，例如山東要求深入開展“千名干部下基層”活動，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浙江的“百”政策要求市縣兩級黨政主要領導與民營企業百場座談、百名廳局長精準服務百家龍頭企業、百名處長下基層宣講政策。

    聯系民企數量上，山東、吉林、廣西都要求一位領導聯系多家企業、商會或項目等。山東要求省委常委帶頭聯系民營企業和商會，每名省級領導至少聯系1個符合新舊動能轉換方向的重點項目和2戶民營企業，分別聯系1個山東駐外省商會和1個外省駐魯商會。吉林將根據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納稅額、吸納就業等主要指標和突出貢獻，選擇一批重點民營企業作為聯系點，每位省領導聯系一個市(州)和10戶以上重點縣的民營企業。廣西提出建立自治區、市、縣三級黨委、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領導班子成員和非公有制工作領導小組成員聯系服務民營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工作制度，明確每名領導干部聯系服務民營企業3家以上、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3名以上。

    遼寧的項目管家制度和內蒙古、廣東的企業首席服務官制度均著眼于“一對一”跟蹤協調解決企業項目發展中的困難。遼寧要求到2019年年底，實現所有規模以上企業全部配備項目管家。內蒙古將選取部分重點產業園區和骨干企業形成“一對一”幫扶和“點對點”服務。廣東的企業首席服務官制度也要求“一對一”跟蹤協調解決企業發展中的困難。

    山西還將探索黨政機關干部在民營企業掛職鍛煉。除干部下基層、進民企掛職，還有省份如安徽提出在省級開發區設立“服務企業辦公室”。

    山東、遼寧、河北要求制定政商交往“負面清單”。廣東省廣州市已在11月上旬印發了《關于深入整治官商勾結問題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實施意見》，提出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在與非公有制企業及其負責人交往中，不得接受企業及其負責人支付應由單位或者個人負擔的費用；不得以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關系人名義向企業及其負責人籌資、借款、借房、借車、投資理財。

    非公有制企業及其負責人在與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黨員干部交往中，不得贈送黨員干部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關系人“紅包”禮金或者提供宴請、健身、旅游活動安排；不得以賭博或者其他形式向黨員干部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關系人輸送利益。

    此外，遼寧、河北、山東、四川、安徽、內蒙古、吉林、湖南和福建明確提出將民營經濟發展情況納入政府干部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