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醫療保險模式、社會醫療保險模式、儲蓄醫療保險模式和商業健康保險模式是目前全球比較典型的4種醫療保險模式。國家醫療保險籌資模式以國家稅收為主，運用風險分攤法來保障醫療體系運行，具有高福利、覆蓋全面等特征；社會醫療保險模式的籌資來源以社會保費為主，政府稅收津貼為輔，運用風險分攤法，以全體國民共同分擔的形式化解社會少數成員隨機產生的疾病風險，具備強制繳費、廣覆蓋、保障較為基礎等特征；儲蓄式醫療保險模式的籌資僅來源于雇主與雇員雙方繳納，補償與待遇具有顯著的針對性與層次性，繳費差異化、待遇差異化是其明顯特征；而在以商業醫療保險為主導的美國，籌資主要來源于私人繳納的保費，是在一定繳費群體內實現的風險分攤，其醫療支出相對較高，但同時需求滿足能力也遠遠高于其余幾種醫療保險模式。實施國家醫療保險體系的主要是英國，中德日是實行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代表國家，儲蓄式保險目前僅有新加坡實行，而美國較為特殊，實施的是以市場競爭主導的商業健康險模式。

全球主要醫療保險模式梳理與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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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美國

    1、現狀

    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醫療保險體系已開始形成和發展，從醫療保險模式上看，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商業健康保險為主、以社會醫療保險為輔的混合型醫療保險系統，這一系統主要包括政府團體開辦的社會醫療保險和私營醫療保險。

    由聯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共同舉辦的社會醫療保險，是旨在幫助弱勢人群(老人、低收入人群等的強制性醫療保險計劃，主要依托醫療照顧（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兩大社會醫療保險計劃，加上“兒童保健”計劃以及為退伍軍人提供的軍人醫保，美國形成了一個基本的醫保安全網，但覆蓋人群比例僅為25%在美國的醫療保險體系中不占主要地位，仍然有15%左右的無保險者，成為整個醫療上的公平性問題。醫療照顧分為醫院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兩部分，醫院保險的資金來源于社會保障工資稅，補充醫療保險的資金來源于申請人的投保金和政府資金，各占25%和75%；聯邦醫療補助的管理是兩級供款模式，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支付55%和45%，低收入居民的部分免費醫療由此受到資助。軍人及其家屬和少數民族享受免費醫療，費用全部由聯邦政府支付。

    私營商業醫療保險主要為有正常工作和中等收入的中產階級提供服務，在美國醫療保險體系中占主導地位。

    目前，在3.5億美國人中，有2.31億美國人購買了商業醫療保險，占美國總人口的66%，并且政府醫療保險計劃中的一些工作也是由私營醫療保險公司配合執行的。私營醫療保險包括營利性醫療保險和非營利性醫療保險，營利性醫療保險是以營利為目的為個人和團體提供服務的商業醫療保險；非營利性保險主要由民間組織和醫生發起，以維持保險機構內部正常運營為目的，其最主要的代表是藍十字和藍盾計劃(BlueCrossandBlueShieldPlans)，雙藍計劃在美國覆蓋人數廣，約占美國人口的1/3，近一億人。

醫療保險支付結構中商業健康險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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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美國醫療保險市場化程度高，“第三方付費”導致醫療保險費用快速上漲，為控制醫療費用、保證醫療服務質量，美國商業健康險已經由傳統的后付制理賠模式轉變為“管理式醫療”模式，使得保險公司直接參與醫療服務體系的管理，將醫療服務的提供與所需資金相結合，從而將保險人與醫療服務提供者的利益捆綁，在節省醫療費用和提高醫療質量方面的成效顯著，成為美國醫療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其直接覆蓋人群的規模雖然不大，但其他的政府保險計劃、私營保險計劃都大量采用管理式醫療的管理方式。最具代表性的管理式醫療組織主要包括健康維持組織（簡稱HMO），優先服務提供者組織（簡稱PPO）和點服務計劃（簡稱POS）。

    HMO的保費相對便宜，參保人自付比例也較低，該組織更多的提供預防性服務，非急診情況下參保人只能在網絡內就醫，如果去網絡外，保險公司可以拒付醫療費用。凱撒醫療模式是美國較大的健康維護組織(HMO)之一，擁有890萬會員，會員覆蓋到全美的8個地區以及9個州，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保險商、醫療服務提供者、患者成為利益共同體，重新建構了醫、保、患三者關系。

    2、特點

    醫療保險的混合性、兼容性。商業保險、社會醫療保險、其他種類的保險共同構成了美國的混合性醫療保險體系，各個不同種類的醫保形式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交叉、互相合作，充分體現了醫療保險體系中多元文化的兼容性。

    醫療保險的分散性、層次性。美國的醫療保險主要分為私營醫保、社會醫保兩大類，又可細分出不同種類型的保險形式和險種，層次結構紛繁復雜，得益于醫療保險的分散性和層次性，醫療保險的保障形式得以拓寬，不同層次人群的醫保可以選擇適合自己需求的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的市場性。受經濟制度的影響，美國的醫療保險遵循自由市場經濟發展規律，醫保市場受聯邦政府的干預較少。企業自主決策不同種類的醫保服務價格及資金籌集，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其調節控制作用，形成了高度市場化特征。

    醫療費用高。世界上醫療費用最高的國家當屬美國，其2018年預計醫療費用高達34710億美元，占美國GDP17%左右，人均衛生費用總支出超過10000美元，遠高于德國、英國和日本。從相關數據可以佐證，醫療服務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的美國，其人民獲得的醫療服務水平反而較低。2017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78.6歲，排在OECD國家第29位，同時其嬰兒死亡率排在OECD國家第12位，高達每千人5.9人，其潛在損失生命年限高達每十萬人4721年，排在OECD國家第9位。

OECD國家嬰兒死亡人數（每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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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國家潛在生命損失者（每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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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日本

    1、現狀

    制度構成及覆蓋范圍。日本的《國家衛生保險法》于1961年全面修改，醫療保險制度以強制的形式覆蓋所有國民，實現了全民皆保。1961年4月份日本全面實施面向農村居民及個體經營者的公共醫療保險制度，要求無固定職業和收入者必須強制加入這一醫療保險。日本醫療保險制度具有全民性，強制性，公平性，且其“全民皆保”以費用共擔為前提。從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可知，2016年日本的醫療保險覆蓋率已經達到了100%。

    日本的醫療保險制度可按被保險對象分為地區保險、職工健康保險、老齡健康醫療保險。地區保險依照國民健康保險法與國民健康保險制度設立，適用于全國所有行政區和特別區，運營主體是166個國民健康保險組合，被保險對象包括普通國民和退休人員兩類。職工健康保險按保險對象可分為健康保險、船員保險和互助組合3大類，每項制度的建立都有相應的法律做依據。老齡健康醫療保險旨在針對70歲及以上老人或超過65歲但臥病在床的老人，資金來源由3部分構成，加入保險者按月交納保險金，本人或親屬看病時付一定比例的醫療費用，政府或企業承擔其余部分。日本的醫療費用支付結構中，基本醫保占比最高，2015年達到83.6%，高于德國80.4%、英國83.5%、中國55.8%、美國48.3%。

    籌資與支付機制。政府財政補貼、雇主和雇員繳納的保險費，患者自費部分是日本醫療保險經費的主要來源。不同醫療保險賬戶的經費來源比例、繳費方式和保險費率等各不相同。各個醫療保險管理機構不直接支付給醫療服務機構，日本醫療保險費用采用“第三方支付”方式，第三方機構每月從醫療機構收到賬單后進行審核、計算后再向保險機構醫療機構轉向支付申請并代為支付。如健康保險費用通過“社會保險診療報酬支付基金會”支付、國民健康保險項目下的醫療費用支付程序通過“國民健康保險聯合會”（每個地區均建有該機構）支付。

    2、特點

    醫療保險的強制性。第一，符合資格條件的人要強制加入醫療保險；第二，保險集團已由法律確定，個人不能任意選擇；第三，在保險費負擔方面，按個人收入比例繳費，個人能力不同，保險費負擔不同。

    醫療保險的模式化。在支付種類和金額上，日本采取固定的模式支付。日本的醫保支付主要遵循兩個原則：一是統一支付原則。醫療保險一般不實行定點醫療，病人可以自由選擇醫院就診，醫療保險支付標準由日本厚生省中央社會保險醫療協議會制定，全國統一實行按項目付費制度。二是按服務項目收費原則。日本的醫療服務機構按服務項目進行收費，包括醫療服務收費標準5500項，藥品收費標準17000種以及耗材700種。

    醫療保險的公共服務性。醫療保險的運營由國家和地方政府或者具有類似資格的機構負責。老年人醫療費主要由在職人員的保險費支付，具有向老年人轉移收入的性質，具有收入再分配的性質。

    醫療保險的公平性。根據被保險者遭遇事故的頻率和程度不同，各醫療保險制度中都設置了患者部分負擔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醫療保險的公平性。

    三、 德國

    1、現狀

    受“社會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影響，德國醫療保險體系以法定保險為主，私人保險為輔。法定社會醫療保險、私人醫療保險以及法定長期護理保險是德國醫療保險體系的3個主要部分，按法律規定，是否需要參加法定（社會）醫療保險，需要根據雇員的收入標準來確定。低收入者必須參加社會醫療保險，高收入者可自由選擇法定社會保險或私人醫療保險。此外，國家公務員和自我雇傭人員（包括企業家）不強制參加法定（社會）醫療保險。1994年德國頒布了護理保險法，與上述其他醫療保險不同，法定長期護理保險較為特殊，護理保險的繳費率為1.7%，入住養老院的老人和康復醫療機構的傷殘病人所發生的護理費用，均可得到護理保險基金的支付，但享受護理保險需要醫師的診斷證明，并有嚴格的定義和診斷分類。

    商業健康險是法定醫療保險的有益補充，獨立于法定醫療保險之外。綜合醫療保險、補充醫療保險和長期護理保險是德國商業健康保險的三個組成部分。綜合醫療保險是法定醫療保險的替代型產品，保障內容涵蓋了住院和門診的檢查費、診斷費等。保障范圍和水平不得低于法定醫療保險，但參保客戶享有更好的醫療服務，如可自行選擇醫院、提供牙科保障等。補充醫療保險主要是為法定醫療保險參保人提供更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可分為疾病津貼保險、住院津貼保險、法定醫療保險的補充險、護理保險的補充險等。長期護理保險1995年起實施的護理保險制度采取“護理保險遵從醫療保險”原則，凡參加綜合商業醫療保險的須同時參加商業護理保險。商業護理保險保障范圍和水平不得低于法定護理保險，還可能包含支付更高比例或全部的私人護理院費用、更高的家庭護理費用、更高的住院費用等保障。

    籌資與支付機制。雇主和雇員的繳費是醫療保險基金的主要來源，各負擔醫療保險費用的1/2。德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體現了社會共濟精神，社會醫療保險收費由經濟收入高低決定，高收多繳、低收少繳，且不同繳費標準的人享受同等的醫療保險待遇，該國的醫療保險基金未設立個人賬戶，養老金和失業保險金承擔退休人員和失業人員的繳費。

    支付機制的核心是支付方式和支付水平。“以收定支、收支平衡”是德國的社會保險支付機制的原則，不僅可以保障醫療服務的需求與供給，而且更能有效地抑制不合理的醫療費用的增長。根據數據可以看出，德國衛生支出總額增速較為平穩，2004-2017年復合增速為4.72%，低于日本（6.05%）、英國（5.72%），略高于美國（4.53%），醫療費用控制效果較好。德國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在醫療服務過程中擔當“第三方購買者”的角色，有利于減少不合理的醫療服務供給與需求。一般支付水平按照起付線、報銷比例及封頂額調整，參保者在獲得醫療費用補償的同時，支付水平直接決定著參保者自己需要承擔醫療費用的數額。

    2、特點

    醫療保險的普遍性。德國是最早確立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其醫療保險制度從確立之初便是為了服務廣大勞工，維護其基本權益，從而使得經濟社會良性運轉，確保所有不能承擔私人醫療保險的居民有平等的機會享受到醫療衛生服務。

    醫療保險的公平性。減少健康的不公平性被認為是政府的重要目標之一，而醫療公平作為社會公平的一部分其地位是重中之重，政府在提供醫療保險服務時不僅要考慮普遍性問題，同時也會根據職業，健康狀況，收入等因素采取差別醫療保險服務，維護社會的相對公平。

    德國醫療保險體系成熟，除了當事人與政府，社會力量參與醫療服務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例如，醫師團體、醫院團體和醫療保險團體主要負責健康事務問題，從保險賠付到具體的醫療服務提供，社會力量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四、 英國

    1、現狀

    英國的醫療保障體系由英國國民衛生服務體系（簡稱NHS）、社會醫療救助、商業健康保險三部分共同構建。其中NHS是主體保障，基本覆蓋全體國民，商業健康保險和醫療救助是其重要補充。

    英國是國民健康保險制度（BCD）的創始國，該體制由政府提供主要醫療保健，英國的BCD體系，由中央衛生部、大區和地區三級構成，由中央地方垂直管理，三級醫療服務網絡呈金字塔型，底部是初級保健——全科醫療，塔尖是三級醫療專家服務，患者從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從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動，BCD體系有利于合理利用衛生資源。這個網絡賦予全科醫師守門人的角色，使得大部分健康問題在這個層面得以識別、分流，并通過健康教育等預防手段得以控制，充分合理利用醫療資源。它覆蓋面廣且基本免費，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公平性。由政府預算決定總支出，政府對機器設備、新型技術開發和傳播的投資嚴格控制和管理，使全社會的衛生總費用保持在較低水平，NHS還降低了衛生總費用。2017年英國衛生總支出只占GDP的9.6%左右，遠低于美國17.1%。

    私營醫療是BCD的補充，服務對象是收入高、要求高的人群。NHS基本覆蓋99%的國民，但其龐大的醫護體系的維持需要很大一部分保險資金，真正用到病人身上的費用不到總數的40%；加之各級醫療機構的工作效率低下，國家醫療服務力量的削弱使得消費者對其信心下降，因此很多人轉向私營醫療服務。私營醫療主要為高收入人群提供高端醫療服務，醫療費用主要由商業健康保險支付，商業健康險客戶主要是集中在45到54歲之間的高學歷、高收人階層。作為英國醫療保險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商業健康保險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目前，英國擁有龐大的商業健康保險產業，商業健康險支出約占所有健康支出的16%。英國醫療體系建立后商業健康保險支出穩定增長，擁有私人健康保險的人數幾乎每十年增加一倍。籌資與支付機制。NHS的資金來源主要是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社會醫療救助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預算，雇主或個人繳費是私人健康保險的資金來源。英國將醫療保險支付方式作為國家醫療保險體系歷次改革的重點，建立了一個從國家到初級醫療信托、再到次級醫療信托的支付體系。初級醫療信托采取總額預付制和按人頭支付制結合的方式，次級醫療信托采取按病種支付制和薪酬制結合的方式。

英國健康保障體系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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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特點

    醫療保險覆蓋面廣。國家稅收籌措主要的英國醫療保險資金，絕大部分醫療費用由政府財政承擔。醫療對象就醫基本零支付，無論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無論個人支付能力的大小，都可以得到免費的全方位醫療服務。

    醫療保險的多層次需求性。危重病人和非重癥患者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同。公立醫院和遍布全國的開業醫生（又稱全科醫生）是英國的國民健康服務體系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危重病人是其主要服務對象；開業醫生屬于自我雇傭者，向廣大非重癥、急癥患者提供醫療服務。

    醫療保險的低成本性。英國的國民健康體系可分為供應方和購買方兩大類。醫院和制藥公司構成供應方，政府衛生主管當局和部分擁有醫保資金支配權的全科醫生構成購買方，分別掌握醫保資金總額的70%和30%。政府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積極介入、監控，將英國醫療保險體系的成本控制在相對較低的水平。

    五、中國

    1、現狀

    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源自于最初建立的企業職工醫療福利制度，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與經濟模式的轉化，伴隨城市化、相關戶籍制度的發展以及醫療改制后人民對醫療保障服務的需要，逐漸建立起來以社會保險為主要框架，政府主導醫療保險基金運營的保險制度。在我國，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分為兩個層次，即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及附著其上的強制參保的補充醫療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險制度。強制參保的補充醫療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險是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在待遇層面的延伸。

    按照覆蓋人群是否為勞動人群以及城鄉戶籍差異，這一制度體系可分為勞動人群和非勞動人群（農村居民）兩個子體系。勞動人群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即為保障城鎮職工醫保參保人群的制度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制度為城鎮職工醫保制度，強制性參保的補充待遇為大額醫療費用補助（覆蓋職工）和公務員醫療補助制度（覆蓋公務員）。非勞動人群和農村居民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則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含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簡稱“新農合”），是指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籌集資金的方式包括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2002年10月，中國明確提出各級政府要積極引導農民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9年，中國作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要戰略部署，確立新農合作為農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地位。覆蓋非勞動人群和農村居民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基本層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補充層為城鄉居民大病保險。

    籌資機制與支付機制。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資金來源以社保費為主，政府補貼為輔。按照《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的規定，單位和個人共同繳納城鎮職工醫保，單位籌資為職工工資總額的6%，個人籌資為本人工資的2%，退休人員不繳費。實際繳費費率水平方面，2016年用人單位實際繳費比例為在職職工工資總額的7.5%，高于規定比例的6%，職工繳費比例為本人工資收入的2%；城鄉居民醫保則為家庭繳費和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方式，以政府補貼為主，依據醫改工作任務，2016年城鄉居民醫保人均政府補助標準提高到420元。從全國總體情況看，城鎮居民和新農合的人均財政補貼金額基本相同。人均籌資水平差異也不大。但地區繳費政策存在較大差異，差異集中在個人繳費標準上。

    我國醫保支付制度的探索從1993年的“兩江”試點開始，江蘇省鎮江市和江西省九江市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改革的試點城市，試點醫院采取“定額結算”的醫保支付體系，比較接近于按服務項目支付的方式，截至2014年，我國已基本形成了門診按人頭付費，住院按病種、按服務單元付費和總額預付相結合的復合支付方式。

    2、特點

    醫保覆蓋人群廣。截至2018年底，我國已有共計13.45億人納入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國民覆蓋率從2009年的64.6%迅速增加到目前的95%以上，基本覆蓋了全體國民，與主要發達國家差距明顯縮小，政府/社會醫療保險參與度提升明顯，由2009年的60%迅速提升至90%，甚至趕超了同樣是社會醫保制度的德國的覆蓋水平，接近日本、英國覆蓋水平，被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稱為“社會保障的奇跡”，并且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整體報銷率達到了70%以上。

2009-2018年中國醫療保險覆蓋人數（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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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保險保障力度不足，居民負擔較重。我國現行的的醫保體系已經基本建成，衛生支出力度與醫療保險支持力度仍在加大。但醫保保障力度不足一直是我國醫療保險制度里較為突出的矛盾，我國醫療保險的保障水平較低，享受待遇的條件較多且相對苛刻，由于不存在應對重大災難性醫療費用的止損機制，從而部分喪失了其保障功能。在目前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下，我國個人衛生支出比例仍然過高，居民負擔較重，2018年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占總衛生支出的比例為28.6%，高于德國15.42%、日本15.89%的合理區間水平，也高于發達國家平均的10%-20%區間，“看病貴、看病難”仍然困擾我國廣大人民就醫，“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社會問題依然嚴峻。對比以上國家發展與醫保發展歷史經驗，我國衛生支出結構仍有較大提升改善空間，未來仍需要加大衛生投入，提高社會資源投入，控制個人衛生支出的增長速度，同時完善優化醫療資金使用的渠道與效率。

    醫保制度不公平，城鄉地區差異巨大。當前我國醫療衛生資源在城鄉之間分布極為不平衡，優質的醫療資源大多分布在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城市及沿海地區，而在經濟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城市以及廣大農村地區，優質醫療資源就相對稀缺，從而給這些地區居民的看病就醫帶來一定的不便，加劇了醫療保險制度的不公平性。同時由于新農合宣傳力度不足、籌資水平不高、參與率相對較低，保障水平也因此無法保證。

    六、商業健康險

    健康險是補充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的有效手段，是我國發展醫療健康行業的主要方向，健康險可以補充醫保缺口，提升保障力度，同時補充高端市場，提供優質高效的醫療服務。我國基本醫保保障內容有限，對于非疾病治療項目、特定治療項目、藥品、診療設備醫用材料不予保障。另外醫保報銷額度有限，且下有門檻、上有最高額，2016年，國家推行大病險后，醫保報銷額度最高可到30萬。現階段，健康險產品的設計可從拓展保障范圍和提升保障力度切入，為參保人提供更全面的醫療健康保障。

健康險是社保的重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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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居民就醫費用快速上漲，但個人支出比例相對較高，居民醫療負擔較重。目前在各國醫療費用結構對比中可以發現，2015年我國個人衛生支出達到了39.7%，在實行社會醫療保險與國家醫療保險的國家中占比最高，這對于仍處于中等收入的我國居民來說，無疑是巨大的負擔。對比同為社會醫療保險模式的德國，其商業健康險支付比率達到了7.6%，高于我國健康險支付比率（4.5%）。2018年我國衛生總費用約5.9萬億元，同比增長12.35%，個人衛生支出占比雖下降到28.6%，但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仍處于高位，我國健康險在當前國家定位與未來整體衛生費用支付結構調整過程中仍存在較大成長空間，加之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續提高，購買健康保險以降低醫療費用負擔的意愿不斷增強，健康險必然將獲得更大程度的發展和提升，在總體衛生支付結構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成為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的有力補充。

我國個人衛生支出額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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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我國老齡化加速發展，保障老有所醫，老有所養成為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當前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也已達人口總數的11%左右，且有加快上升趨勢，相比其他國家雖然老齡人口占比低，但我國人口基數巨大，已經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預測到2030年前后，我國老年人口將占世界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同時隨著醫療水平不斷提高，人均預期壽命也顯著上升，進一步增加我國潛在老年人口。我國將面臨老齡化全面快速到來的時代，這將催生巨量的醫療健康需求，以目前社會醫療保險的體量與質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這一需求，加大商業健康險補充社會醫療保險力度的各項措施，勢在必行。健康保險在保障老年人的康復護理、醫療保健、日常看護等方面，將大有作為。

    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正在加速推進，根據中國保險報的中國城鎮化率與保險密度相關性回歸研究表明，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約有1300萬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鎮，保險密度提高5%。

    2013-2018年，健康險保費5年復合增長率高達37%，顯著高于同期財產險、壽險、意外險保費復合增長率，2018年健康險原保費收入達到5448億元，較2010年增長8倍。

2012-2018年我國健康險保費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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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對比德國、日本、英國、美國等國家數據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健康險產業目前在參保率、保費收入、保險深度、保險密度、賠付比率等方面距離上述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

    考慮到我國人口基數眾多，未來經濟發展基本面高于上述發達國家，同時人民健康意識與健康投資日益增長，未來健康險增長潛力巨大；以我國目前人口基數（13.9億）來測算，如果健康險密度達到德國609.89美元/人的水平，則健康險保費規模可高達約8477億美元，是目前我國健康險保費規模的12倍左右，假設我國健康險密度在未來15-20年內達到德國當前水平，則經測算我國健康險保費規模能夠以年復合增長率13%-18%的速度高速增長，為當前市場的險企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該行業尚未形成技術壁壘與資本壟斷，行業差異化競爭較為明顯，新健康險企業仍存在較多進入機會，在這一波浪潮中得到發展與壯大。

    對比各個國家人均保費、人均健康險保費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可以發現，中國的保險密度與健康險密度在對標國家中處于較落后的位置，保險以及健康險的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還比較低，中國人均保費、人均健康險保費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近幾年增長迅速，健康險在中國還有較大的普及空間，據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健康險市場滲透率僅為9.1%，隨著人們健康意識的提升，我國健康險正迎來蓬勃發展時期。

    從賠付率來看，當前我國健康險賠付占醫療費用比例遠遠低于英國與德國，經過近幾年高速發展，其比例僅為1.617%，低于德國的7.987%的占比，一方面是我國健康險產業仍發展不足，與德國存在較大差距，同時在保險賠付，險種設計，保險醫療結合等方面，我國也與德國存在顯著差距，導致我國健康險不能充分發揮其保障效果，未來在一方面擴大健康險市場容量同時，也應該著重關注其質量，加強險企的社會責任性，使健康險賠付落實到位的同時，加大補助賠償比例，使健康險切實可行地成為醫療體系中的重要力量，維護好人民的生命健康，以此行業自律與企業創新來進一步擴大市場，贏得份額，促進發展。

    在“健康中國”建設總體框架下，《“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相繼出臺，明確提出“要豐富健康保險產品，大力發展消費型健康保險”“鼓勵開發與健康管理服務相關的健康保險產品”等支持措施。國家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商業健康保險成為撬動醫改的重要抓手，各項政策利好正快速釋放。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全面實施，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開始試點，商業健康保險在健全全民醫療保障體系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等新的信息技術和醫療技術日新月異，正在深刻改變著企業運行的方式、客戶的消費行為，催生孕育著“大金融”“大健康”等全新的商業形態。這些技術能夠整合醫療健康產業鏈上獨立分散的客戶、醫生、醫院、藥品企業等資源呢，有助于打造“以客戶健康為中心”的大健康生態圈。隨著科技創新的不斷進步，區塊鏈、人工智能、物聯網、基因診療等先進手段也助力保險企業改變公司服務模式。

    從健康險的運作流程如線上購買、保單管理、核保理賠等方面進行調整，將人力成本縮減并將其轉為由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管理系統，從而降低管理成本。其次，利用基因篩查、物聯網等技術對參保人進行生活行為的監測，從預防環節開始降低發病率和賠付支出，從而提升利潤率。最后，可以基于大數據生成的用戶畫像，將人群細分從而進行精準營銷增加銷量。

    未來一段時間內，健康保險發展將進入快速轉型升級的重要階段，在政策紅利，外部環境，消費意愿和技術革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將呈現以規模快速擴張和經營跨界融合為特征、以專業經營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提升為核心、以服務邊界擴展和服務手段升級為載體的發展和競爭新態勢。

    相關報告：智研咨詢發布的《2019-2025年中國醫療保險市場全景調查及發展前景預測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