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節點上，再次談起“中國城市競爭力”，是否會有些不同？在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徐林看來，國家的競爭力取決于每個城市的競爭力，在這個特殊時間進行探討“當然是有意義的”。

    6月22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城市改革開放40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6》發布會”上，徐林表示，今年報告的主題叫《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我特別同意‘已燎原’這個說法。”

    在他看來，改革開放40年，最眩目的成績之一當屬中國的城鎮化。那么，下一個40年，已燎原的這把“火”將走向何方？徐林表示，在大的格局上，中國尚不會出現逆城鎮化現象，“中國未來城市化的星火燎原還會走很長一段時間，未來要進一步改善制度建設，重點解決城市治理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高質量首先要講資源配置效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比如，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升到去年年底的58.52%，平均每年大概提高1.02個百分點，城市人口目前已超過8億。

    另外，城鎮化取得的巨大成就還不只體現在人口比例的變化上，城鎮面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背后是公共服務、住房條件的不斷改善。同時，城市化也帶動了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約2.7億農民工實現了異地轉移，進入非農產業就業、進入城市地區居住，這對整體經濟增長的效率、質量都非常有好處。

    在徐林看來，這場城鎮化歷程稱得上過去40年最炫目的成就。而新的問題是，已燎原的城市“星火”未來將走向何方？

    此前曾有觀點提出，過去幾年中國勞動力轉移數量有所下降，所以中國開始出現逆城鎮化現象，但在他看來，中國的城鎮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現在富余的勞動力減少了，所以能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少了。”徐林表示，“但對那些已經進城的勞動力來說，好多家人都還在農村，會舉家遷移。因為農村人口要到什么地方去，是去找工作機會、去掙錢的，如果沒有這種機會，也不會去。”

    采訪中，徐林反復強調“效率”。他表示，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如果要提高整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的話，就應該讓勞動力更多地由低勞動生產率的部門轉向高勞動生產率的部門，這樣整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才會進一步提高。

    但目前，農村人口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還有很大差距，同時，農業勞動生產率和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差距也很大，“人是往高處走的。如果真要把部分人口‘趕’到農村去，這就降低了勞動生產率，不符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高質量首先要講資源配置效率。”他說。

    因此，徐林表示，面對這種差距，今后依然還會出現勞動力資源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從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轉移的趨勢。“只要這種趨勢存在，我不認為中國在大的格局上會出現逆城鎮化的現象。”

    農民工市民化是努力方向

    徐林特別提到，鄉村的振興不能離開城市化的勞動。

    因此，未來繼續帶動農民收入增長、提高整個經濟的要素資源配置效率，還是要靠城鎮化來實現。但需要注意的是，面對農村富余勞動力數量減少的情況，未來城鎮化動力又從何而來？

    “當更多的農民工可以和他們的家人在城市團聚時，他們可以形成對未來更穩定的預期，他們的子女可以接受更現代的教育，這對中國整個‘人的現代化’也是非常有好處的。”徐林說。

    在徐林看來，按照十九大的要求，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已經進城的農民工落戶及其家屬子女的市民化上面，或是未來城鎮化的努力方向。

    的確，要完成“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現代化，到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首先要有人的現代化。“一旦這個問題能夠得到突出，可以想像中國的城市和農村人口比例還會有一個較大變化，具有巨大的空間。”徐林表示。

    當然，除了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城市本身還面臨治理和可持續發展挑戰。比如，從“灰色”城鎮化到“綠色”城鎮化，中國城市還有很大的節能空間。舉個例子，如果能做好節能建筑改造，城市建筑能源消耗水平可以下降20%以上。

    徐林提到長沙的一棟節能建筑，“它的能源消耗水平比普通的樓差不多要低30%，但樓里要空調有空調，要新風系統有新風系統，中間除了有一個電梯上樓外，還設計了步道上樓，不是樓梯，可以騎車。”

    不難看出，理念變化帶來的是效果變化。徐林指出，未來城鎮化的星火燎原還會走20年~30年，在這個過程中，要克服在過去城鎮化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問題，特別是城市治理、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問題。

    當我們在紀念過去成就時，一定要看到城市化的趨勢還沒有結束，城市化需要進行的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深化，“而這些改革，還需要我們做出新的探索。”徐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