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會 曲目縮水誰之過
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通報,針對“浮游趙雷2017北京演唱會”申報40首曲目僅演唱27首,且未公示最低演出曲目數量的情況下,做出罰款5萬元的行政處罰,這也是全國首起因演出主辦單位未公示演出最低曲目數量而被處罰的案件。明星演唱會向來是演出消費熱點,但是一些演唱會的主辦方打著大牌明星參演的旗號,標高票價吸引消費者,對于明星的演出內容及時長卻只字不提。不夠全面的宣傳信息,讓明星成為演出門票漲價的砝碼,雖然主辦方從中獲益良多,但是消費者的損失卻往往難以追回。在此情形下,強化監管便顯得十分關鍵,然而,演出市場秩序的維護,不僅要靠法律與相關規范性文件,行業內部自律體系的建立同樣重要。
內容缺斤少兩
據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通報,2017年11月30日,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執法人員收到舉報,有消費者反映自己購買了藝人趙雷北京演唱會門票并觀看了演出表演,發現實際表演的演出曲目與演出活動之前查看的曲目數量不符,有“缺斤短兩”的情況。經執法人員調查了解,北京某文化公司于2017年11月18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辦“浮游趙雷2017北京演唱會”營業性演出活動,該單位申報演員演唱曲目為40首,現場演出中,主要演員只演唱了申報的27首曲目,未能完成報批中的節目內容,且在演出前售票宣傳中未告知消費者該場演出最低時長、最低演唱曲目信息,該演出舉辦單位在演出經營活動中未及時告知觀眾并說明理由。依據《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及《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的規定,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依法對該公司做出了罰款5萬元的行政處罰。
但這樣的現象并非個例,2013年5月,后街男孩在成都舉行演唱會,觀眾不僅反映現場體驗糟糕,歌單更是大幅縮水,說好的32首歌現場僅演唱了十幾首。近百位歌迷要求退票和主辦方賠禮道歉,共涉及10余萬元票款;2016年7月,韓國男團BTS防彈少年團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舉行演唱會,報批曲目為26首,但最終只唱了15首。售票方北京新銳文創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官微致歉,但未就刪歌問題予以說明,引起歌迷不滿。
北京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副總隊長王寧之表示,一些經紀公司和一些藝人不太注意就變更演出內容和數量沒有讓審批部門重新審核?,特別是未向消費者做特別說明,?違反了法律法規規定,此次通過罰款加大了執法力度,保護了消費者權益,也保護了一些藝人的權利。
長期以來,一些演出主辦單位打著大牌明星參演的旗號,標高票價吸引消費者購買,但對明星在整場演出活動中表演的內容和時長只字不提。在演出過程中,明星藝人只進行少數曲目的表演,與消費者期望有很大差距,產生了糾紛,造成嚴重不良影響。
2017年8月5日,梁詠琪2017演唱會北京站營業性演出活動舉辦方未在演出前明示演出最低時長、最低曲目數量,未履行依法需要承擔的義務,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也對演出主辦方做出了罰款5萬元的行政處罰。而在2016年的長江音樂節現場,大量的粉絲長時間地等待演唱3首歌后換裝重返舞臺的孫燕姿,但孫燕姿卻并未再次出現。事實上,主辦方與孫燕姿僅簽訂了演唱3首曲目的合約,但是為了吸引消費者將演出時長夸大為半個小時。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早已屢見不鮮。消費者劉女士反映,參加一生朋友“唱醉北京”演唱會,花980元觀看的所謂“大型演唱會”就是“演出大雜燴”。演唱會上演出《紅綢舞》和《今天是個好日子》等歌曲,在廣告上看到的卻明明是李宗盛、周華健做主打,距離演唱會結束不到1小時,李宗盛與周華健終于出場,各自獻唱4首歌便離場。
隨著國內演出市場規模穩步增長,演出產品日益豐富多樣,在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新的演出業態、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也對演出市場管理和執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此類通過夸大演出時長來吸引消費者的行為,已然觸及了管理的紅線。
票價漲勢虛高
明星演唱會向來是演出市場的一大熱點,雖然演唱會的票價遠高于其他演出類型,但是越貴的票意味著與偶像的距離越近,演唱會的千元高價票也呈現出一票難求的火爆行情,在此市場行情下,明星也成為不少演出“漲身價”的關鍵。
消費者趙女士向北京商報記者表示,此前在上海舉辦的“2016 K-FRIENDS CONCERT with EXO”演唱會,廣告及各種宣傳文案都表示B1A4組合是作為嘉賓前來助陣,EXO唱10首,B1A4唱6首。但進了場才發現這是一場拼盤演唱會。B1A4唱了8首歌以及做了互動訪談,然后EXO才出場,僅唱了5首歌就結束了。且成員張藝興當天因拍攝電影未到現場,但主辦方事先并未就此說明,場內還有很多他的粉絲,“這場演唱會門票最高票價是1280元,最低480元,但內場的票價被炒到了4000-6000元不等,前排位置甚至高達上萬元,然而最終的演出卻與宣傳大相徑庭”。
事實上,近年來演唱會市場中的高價票也在不斷突破極限。此前大部分明星的演唱會票價最高不過1200-1500元,周杰倫、五月天等以巡回演唱會為主的明星,最高票價也僅在1800-2000元之間,隨后,市場中卻出現了諸如3333元、5555元這樣價位奇怪的高價票,2016年,王菲舉辦的“幻樂一場”演唱會,將演唱會高價票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最低1800元、最高7800元的定價也一度引發市場熱議。
演出市場亂象其實一直就存在,只是EXO演唱會成了爆發點。在此之前,韓國組合BigBang上海演唱會同樣出現了不少問題,由于正規渠道購票基本無望,大批粉絲為了能夠現場觀賞偶像風采,不得不從“黃牛”手中加價購票,門票最高被炒到19800元,是原價的13倍多。但是花費高價進場看到的演出卻與宣傳嚴重不符,利益受損的仍然是消費者。
“演唱會高價票與其說是用價格篩選受眾,倒不如說是對粉絲經濟的一次集中挖掘。”演出行業評論人黎新宇表示,在實體唱片銷售不景氣、數字唱片正在起步的當下,演唱會無疑是明星市場號召力的一塊試金石,相較于售價在5-30元的數字專輯,動輒千元的演唱會門票顯然更能映襯出粉絲對偶像的衷心,“演唱會高價門票數量有限,屬于稀缺資源,自然會成為粉絲眼中的香餑餑,但是未能成功搶到票的粉絲也會將目光投向下一票段,以此類推,各個票段都有粉絲填補,一場演唱會便可實現盈利最大化”。
行業利益鏈暗藏
“演唱會曲目‘縮水’的現象最容易出現在拼盤演唱會上。”演出行業評論人張文策指出,有一些主辦方為了利潤,打著大牌明星參演的宣傳,卻有意識地在宣傳時模糊明星的具體演出內容與演出時長,借此標高票價,但最終買單的卻是觀眾。
以引發諸多糾紛的“2016 K-FRIENDS CONCERT with EXO”演唱會為例,演唱會主辦方海頌國際傳媒首席執行官宮庭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據宮庭海的說法,北京海頌國際傳媒與上海新雨后文化體育信息有限公司分別以70%和20%的投入成為本次活動的主要責任單位,另外參與活動的一家公司投資了10%。然而,海頌國際傳媒并未與韓國經紀公司直接簽約,而是通過3家中間公司連線。宮庭海表示自己不會韓語,根本無法與韓方直接溝通。目前3家中間公司中,韓國WAN、深圳亞提斯公司已經無法取得聯絡,超過700萬元演出費用無法追回。2016年3月28日,上海市文廣局表示,在盡快做好退票事宜的同時,今后這一類未盡主辦方義務的演出公司等將被納入上海文化市場黑名單。
有業內人士透露,許多二三線城市的演唱會因為缺乏有效監管,各部門之間配合不健全,頻頻發生“虛假宣傳”,演出主辦方更是將商業演出當成演唱會,把明星見面會當成演唱會,并借此撈金。目前,粉絲經濟是音樂產業的主要收益渠道,越來越多的主辦方看到了明星演唱會帶來的影響力和利潤。在利益驅使下,主辦方會在活動宣傳、審批等前期籌備中玩文字游戲、鉆漏洞的空子;主辦方聯合黃牛抬高票價,甚至拒絕打款、坑騙藝人。
監管亟待收緊
演出商陳琛表示,演唱會曲目申報通常會多報一些曲目,為正式演出時選歌留有余地,之所以要在演出前明示演出最低時長、最低曲目數量,其實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營業性演出活動通常有演出時間的規定,一場個人演唱會能唱完40首歌的情況并不多,但是對于演出信息有明確的公示可以避免觀眾步入消費陷阱”。
近幾年來,類似演唱會誤導式宣傳、內容兌水等演出問題頻發。演出中介在國內的確存在很多問題,中介拿下某一熱門歌手或者組合的演出代理,再找大型演出公司接盤,但演出公司有可能轉手給其他小公司執行。這種分銷模式也就導致最終的執行方不夠專業,也沒有經驗,問題頻發也就在所難免。在演出行業評論人王毅看來,對于演唱會市場出現的亂象需要加強管理,可以通過市場、政策或是相應的行業協會等多方面力量進行監管,將其引入良性發展。
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虎認為,演出單位對時長和曲目隨意更改涉嫌侵犯消費者權益,或造成違約。消費者購買演唱會門票,實際上與演出單位形成了協議。如演出單位在購買網站上已經公示了最低曲目、最低時長等信息,卻在實際演出中沒能完成,這就構成了違約。消費者遇到類似情況可以向主管部門反饋或者走法律途徑。
據大麥網發布的《中國現場娛樂消費洞察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文化演藝類消費規模預計達119億元,而演唱會的票房占比尤為突出。為了遏制演唱會市場中的亂象,肅清行業發展環境,相關部門對于以演唱會為主的現場娛樂行業監管也開始收緊。
文化部在2017年7月6日頒布了《關于規范營業性演出票務市場經營秩序的通知》,明確規定演出舉辦單位、演出票務經營單位在銷售演出門票時,應當明示演出最低時長、文藝表演團體或者主要演員信息,涉及舉辦演唱會的,還應當明示主要演員或團體及最低曲目數量,其目的在于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與此同時,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向各大演出主辦單位,大麥、永樂等票務網站提出要求,要求標注最低時長、曲目等信息,目前都已執行。之后,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將進一步加強營業性演出市場的監管,規范營業活動,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如消費者發現類似問題,可以向消費者協會投訴或者訴諸法院。
黎新宇表示,此次通報國內首起最低演出曲目數量未進行公示、未對消費者合法權益進行保護的案件,既是對營業性演出市場規范化運營的警示,更加明確演出主辦單位在演出活動中所承擔的義務,從而加強營業性演出市場的監管、規范營業活動;同時也為消費者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提供了維權的渠道,“演出市場秩序的維護,不僅要靠法律與相關規范性文件的約束,行業內部自律體系的建立也同樣重要”。
一塊票房蛋糕很多人分,演出商行業內的競爭激烈可以說是白熱化。越來越多的演出商開始操盤演唱會,在激烈的競爭下演出商必須抓好內容、做好服務才能長久。打好演出行業基礎是很重要的,國內有些小型演出商,從對接國外獨立音樂人做起,始終能夠自負盈虧,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影響力和品牌效應,這才是扎實穩妥的長期演出盈利計劃。
公眾號
小程序
微信咨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