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息差

    1、凈息差

    凈息差是衡量銀行盈利能力的關鍵指標之一。如果將銀行比作商業類企業，凈息差類似于它的毛利率。

    銀行息差有望在 2018 年一季報觸底回升，事實也確如所料，銀行業整體凈息差在 2018 年二季度末的監管數據披露時顯示上行。提示年內不確定的息差變化，其實已經隱含對銀行息差的擔憂。

    銀保監的監管數據顯示，截至 2018 年末，我國商業銀行的凈息差上行至 2.18%，相比 2018 年一季度回升 10BP，不過截至到 2019 年一季度，銀行凈息差略微下降 1BP至 2.17%。

2014-2019.3年銀行整體凈息差與非息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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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末，僅有 8 家上市銀行的凈息差相比 2018 年中出現下行；而到 2019 年一季度末，相較 2018 年末凈息差出現下行的上市銀行家數增加到 17 家。

    雖然可能存在商業銀行會計準則變動帶來的影響（新準則將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的收入均計入“投資收益”，不再計入“利息收入”，可能導致凈息差下降），并且存在一定的節點因素，但是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銀行資產端與成本端兩端利率不斷受到擠壓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2、負債端

    我國商業銀行的負債端利率從利率市場化以來（2015 年 10 月，央行取消了存款利率上限，至此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完全放開）一直存在上行壓力，雙軌利率并軌的趨勢正不斷演進。

2015-2019.4存貸差與銀行理財產品余額（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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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理財預期收益率基本可以看成零售存款的“真實”利率需求水平。目前一年期銀行理財預期收益率在 4.3%附近，已經伴隨 2017 年以來金融機構“三三四”專項治理回落近 70BP，未來繼續下行的空間有限。首先 CPI 物價對利率的支撐作用開始顯現，4月 CPI 已經回升到 2.3%，在吃穿用行方面未來價格上漲壓力加大，居民對貨幣的利率要求也將水漲船高。此外，財富管理渠道的增加持續推動存款成本不斷上行。

    從 2018 年以來，金融機構的存貸差就開始出現明顯的下滑，雖然其中有表外資產歸表導致貸款資產上升過快的影響，但是存款脫媒的現象確實愈演愈烈。上浮存款利率、大額存單、結構性存款等等，銀行正在通過各種手段試圖鞏固存款之基。

    從結構存款的數據來看，從 2017 年底以來，全國性大型銀行、中小型銀行結構存款中個人存款部分增長迅猛，在 2019 年以前都是保持 50%（月度同比）以上的增速，而中小型銀行結構中的單位存款部分增速也不遑多讓。截至 2019 年 4 月末，中資大型銀行和中資中小型銀行的結構性存款規模總計為 11.13 萬億元，占全部存款的比重為 6%，規模相比2015年1月時增長了1.4倍，占比提升2.3pcts。

    今年5月中旬，銀保監會發布《關于開展“鞏固治亂象成果 促進合規建設”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排查結構性存款，排查主要針對結構性存款不真實、通過設置“假結構”變相高息攬儲。政策只是打壓不合規的“假”結構性存款，但采取結構性存款等方式提高銀行對儲戶的吸引力，這是擺在所有銀行面前的必由選擇。

2015-2019.4結構性存款（大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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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資產端

    理論上無論是市場利率上行還是下行，只要銀行資產端利率在上行時快于負債端利率，或者在下行時慢于負債端利率，銀行的凈息差都是有望抬升的。但是現實情況是，目前負債端利率存在上行壓力，而另一方面資產端利率上行開始受阻。

    在 2018 年三季度達到高點，在四季度有所下滑后 2019 年一季度又開始回升。票據利率的變化比較獨立，從 2018年年初以來就持續下行，主要是受打擊金融體系 “資金空轉”和“空轉套利”的政策影響。

    而貸款利率的浮動區間也隨之變化，從 2017 年初以來貸款利率上浮占比開始上行，在 2018 年 7 月達到高點 76.33%后開始下滑，同時貸款利率下浮占比開始回升，到 2019年 2 月已經回到高點 17.78%。

    今年以來，貸款利率開始下行，一方面與金融服務實體的政策導向有關，2019 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降低實際利率水平”；另一方面也與整體經濟增速下行，外圍降息氛圍漸濃有關。

外圍經濟降息呼聲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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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國央行暫無調整基準利率的跡象，但是定向借貸便利（TMLF）和定向降準也屬于一定程度上的量寬政策，雖然只是結構上的。

    二、不良率

    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我國商業銀行整體不良貸款比率 1.80%，環比繼續下行 3BP，連續兩個季度下行。

    1、 中小銀行

    不良貸款比率持續下行并不意味著銀行資產質量在邊際改善。因為從不良貸款的絕對值來看，截止到 2019 年一季度，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 21571 億元，同比增長21.58%，又開始延續 2018 年二季度以來的反彈勢頭。

2015-2019.3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及不良率（億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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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銀行類型看，國有行與股份行的資產狀況表現存在明顯改善，而城商行與農商行的資產狀況出現惡化。主要是國有行不良率的持續下行牽引銀行業整體不良率在 1.8%附近保持相對平穩。從 2018 年二季度以來，城商行與農商行的不良率出現顯著上行。

2019年一季度銀行不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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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季度銀行不良率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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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良貸款余額增速上，截至到 2019 年一季度，國有行、股份行、城商行、農商行，外資行分別為 3.52%、14.80%、52.75%、48.81%、23.81%，其中城商行增速環比上行 6.84pcts。

    如果排除人為的調控和抵補措施，銀行資產質量具有典型的順周期特點。當經濟增速下行時，銀行資產質量會出現加速惡化的情況。一方面，經濟下行會導致在銀行的抵押物價值縮水，另一方面銀行投放到實體經濟的資產（主要以貸款為代表）也容易出現損失，不能收回的情況。

    從 2018 年二季度開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增速又開始從底部回升，新一輪不良生成周期的底部正在形成，而國內經濟增速在 2017-2018 年間保持平穩（6.8%）后從 2019年開始出現明顯下行。在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非常復雜的背景下，國內經濟增速難以看到回升勢頭，銀行不良資產絕對額的增長估計漸成趨勢。

    2、 金融資產重分類政策

    2018 年年中，銀保監要求各銀行將逾期 90 天以上的貸款計入不良貸款。不良標準的認定趨嚴導致部分風控標準弱于監管要求的中小型商業銀行的不良率出現激增。經過近一年的適應，商業銀行不良率上升勢頭得到一定控制，而上市銀行表現更佳。

    銀保監會發布《商業銀行金融資產風險分類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公開征求意見。與現行《貸款風險分類指引》相比，《暫行辦法》將風險分類對象由貸款擴展至承擔信用風險的全部金融資產，對非信貸資產提出了以信用減值為核心的分類要求，特別是對資管產品提出穿透分類要求，有利于商業銀行全面掌握各類資產的信用風險，針對性加強信用風險防控。

    三、商業銀行

    根據調查數據顯示，2018 年我國商業銀行整體實現凈利潤 18302 億元，增速下滑至4.72%，但2019年一季度增速回升至高點9.44%，并持續超過前兩年的同期水平。從上市銀行披露的 2018 年報和 2019 年一季報來看，上市銀行業績表現更佳，無論是營收增速還是歸母凈利潤增速都出現連續上行。

    32 家上市銀行 2018 年共實現營收 4.25 萬億元，同比增長 8.35%（前值為 2.76%）；2019 年一季度合計實現營收 1.23 萬億元，同比增長 15.85%（前值為 3.10% ）。

    32 家上市銀行 2018 年共實現歸母凈利潤 1.49 萬億元，同比增長 5.59%（前值為4.95%），2019 年一季度合計實現歸母凈利潤 4366.72 億元，同比增長 6.23%（前值為5.92% ）。不過各類型銀行間增速分化，股份行業績增速大幅回升，其次是城商行，農商行歸母凈利潤增速下行明顯。

2017-2019Q1上市銀行營收增速（分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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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無一家銀行營收出現負增長（前值為 9家），其中增速重回 2 位數的有 21 家，同比增加 15 家，增速下滑的有 7 家；2019 年一季度營收增速重回 2 位數的增加至 29 家，股份行、城商行、農商行的增速均超過 20%，增速環比下滑的僅 5 家。營收增速大面積回升，其中股份行增速大部分由負轉正，拐點明顯；帶動與歸母凈利潤增速的剪刀差普遍由負轉正。

    2018 年，僅 1 家銀行歸母凈利潤增速出現負增長（鄭州銀行），14 家增速保持 2 位數以上，同比均持平，增速下滑的有 13 家。2019 年一季度有 2 家出現負增長（增加了青農商行），增速保持 2 位數以上的環比增加 4 家，增速下滑的減少至 10 家，但農商行增速下滑明顯，其同類型中差異明顯。
32 家上市銀行 2018 年、2019 年一季度分別實現凈利息收入 2.99 萬億元、7820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7.11%，9.41%。其中，2018 年有 4 家出現負增長，2019 年一季度負增長減少至 3 家 （這里面不能排除新會計準則應用帶來的凈利息收入口徑的變化影響）。

    四、非息收入

    2018 年 32 家上市銀行共實現非息收入 1.13 萬億元，同比增長 11.42%；2019 年一季度30家上市銀行（青島銀行與西安銀行未披露 2018年一季度數據，故未計算入行業整體口徑）共實現非息收入 4483 億元，同比增長 28.99%，相較 2018 年增速翻番。除了光大銀行和青農商行增速為負數外，絕大部分銀行 2019 年一季度非息收入的增速都在 2 位數，個別甚至達到 3 位數。

    非息收入的提高主要受益于投資收益的大幅回暖。并且，非息收入的快速回升導致非息收入占比的提升。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我國商業銀行非息收入占比提升至 25.83%，回到 2016 年時的水平。從個股來看，有 21 家上市銀行非息收入占比在 30%以上，其中江蘇銀行超過 50%，相較 2018 年上升 25pcts。只有 6 家占比出現下行，相較 2018 年減少一半。

    未來隨著銀行理財子公司陸續開始營業，資管新規的不適應癥逐漸消退，銀行非息收入有望繼續保持增長。而且在息差下行階段，非息收入也必須成為銀行開源的重要渠道。

    五、資本補充

    資本補充是銀行永遠逃不開的話題，也是戴在銀行頭上的緊箍咒。截止到 2019 年一季度，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4.18%、11.52%、10.95%，分別較 2018 年下降 2BP、6BP、8BP。

2015-2019.3商業銀行各級資本充足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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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充足率的下行主要受風險資產增速提升的影響，截止到 2019 年一季度末，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凈額增速為 17.93%，而同期三項風險資產加總后增速提升到 13.21%，較 2018 年提升 4.67pcts。

    2018 年國有行、股份行、城商行的資本充足率相較 2017 年分別提升105BP、50BP、5BP，而民營銀行和農商行分別下降 770BP、10BP。截至 2019 年一季度，僅股份行資本充足率環比上升 1BP，其他各類型銀行均下跌。

    2018 年以來，越來越多的監管新規將業務規模的上限與凈資本/凈資產掛鉤，實際上提高了在一定規模下銀行機構的資本要求。

未來風險暴露與資本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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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資本充足率相對較高的國有銀行，在 TLAC 規則（2022 年 11 月前實現 16%資本充足率/6%杠桿率；2025 年 11 月前實現 18%資本充足率/6.75%杠桿率）下，也還是存在一定的差距（TLAC 監管方案僅針對全球 30 家系統重要性銀行，包括我國 4 家銀行，分別是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農業銀行）。

    雖然資本充足率要求在不斷提高，但是銀行補充資本的渠道卻比較有限，而依靠自身內源式積累又很難跟上風險資產擴張的速度。

    從 2018 年以來銀行業的股權融資情況來看，渠道主要集中在增發、優先股，還有可轉債。

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渠道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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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年初，銀監會頒布了《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以防控和懲處損害銀行利益的違規股東行為，保障商業銀行的穩健運行和健康發展。在《辦法》總則中，率先對資本增持銀行股份做出核準和備案要求，因此銀行吸收股權資本的門檻提高。

銀行融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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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解決銀行權益融資難問題，2018 年底，金融委辦公室召開專題會議，要求盡快啟動永續債發行，用于補充銀行資本。它是我國銀行業在巴塞爾協議 III 框架下，借鑒境外資本市場成熟經驗推出的用于補充銀行其它一級資本的創新資本工具，同時也是我國首個用于補充銀行其它一級資本的銀行間債券品種。此前，商業銀行補充其它一級資本的主要渠道僅為發行優先股。但優先股受制于發行周期長，發行主體僅限于上市銀行等原因，無法在當前全球資本監管標準日趨提高的背景下滿足銀行業持續性、大范圍的資本補充需求。相對優先股而言，永續債具有發行范圍更廣、審批時間更短、可以設計減記條等優點款。

    今年年初，中國銀行完成境內首單銀行永續債發行，發行規模 400 億元。隨后，銀行永續債監管框架日臻完善，會計處理和所得稅政策也已經得到明確，并且相關主管機構也多次表態支持銀行發行永續債補充資本。5 月 10 日，民生銀行發布公告稱獲銀保監會批準發行不超過 400 億元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如果如期成功發行，民生銀行計劃發行的永續債有望成為繼中國銀行之后境內第二單商業銀行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

    六、銀行間差距

    我國商業銀行伴隨金融加大對外開放，以及互聯網企業對金融行業的“入侵”，市場競爭愈發激烈，而銀行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有的越變越強，而有的則只能守著短暫的行業壟斷紅利艱難度日。

2015-2019.3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分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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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單單是各類型銀行間的差距在拉大，同類型銀行中的個體差距也越來越大。按照隸屬層級、規模等條件區分的國有行、股份行、城商行、農商行之間的界限正在模糊，如股份行中的招商銀行、城商行中的寧波銀行、農商行中的常熟銀行正在向上一級銀行界別跨入。

    七、金融供給側改革

    今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舉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會議上提出“要深化對國際國內金融形勢的認識，正確把握金融本質，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精準有效處置重點領域風險，深化金融改革開放，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堅決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風險在內的重大風險攻堅戰，推動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 這是官方首次提出“金融供給側改革”概念。不久，銀保監會主席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發言：結構性去杠桿達到預期目標，我國經濟的宏觀杠桿率已改變過去年均增加 10 多個百分點的勢頭，去年以來趨于穩定；另外，銀行保險領域的野蠻生長現象得到遏制，今年持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五方面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改善金融供給、暢通供給渠道、優化金融機構、提高配置效率、降低供給成本，暢通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5 月 24 日，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聯合發布公告，鑒于包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包商銀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為保護存款人和其他客戶合法權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有關規定，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決定自 2019 年 5 月 24 日起對包商銀行實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

    這是近 20 年來繼海南發展銀行關閉后首例被宣布接管的商業銀行案例，但并不是此輪金融亂象治理第一個被行政接管的金融機構。在去年 2 月 23 日，保監會就發布公告稱，鑒于安邦集團存在違反保險法規定的經營行為，可能嚴重危及公司償付能力，為保持安邦集團照常經營，保護保險消費者合法權益，保監會即日起對安邦集團實施接管，為期一年（截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但在原定一年接管期結束后，銀保監決定將安邦集團接管期限延長一年。

    在首提“金融供給側改革”的 2019 年，預計金融機構“破”、“立”會加速推進，金融環境將得到進一步凈化，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精準的金融服務。合規經營，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機構將受益政策紅利。

    相關報告：智研咨詢發布的《2019-2025年中國銀行業市場供需預測及發展趨勢研究報告》